发布时间:2010/11/18
深秋的季节,我因工作关系去安徽出差。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偶然看见了千年古镇——三河的广告牌,心情激动不已,因为那里是我爷爷的家乡!许多往事渐渐浮现在眼前……
我出生的时候是文革后期,听母亲说快生我的时候住进了上海长乐路第一妇婴保健院。奶奶到医院来看母亲时带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一个是“凯”,另一个是“冰”,那是爷爷写下的字。爷爷说,如果生男孩就用“凯”,女孩就用 “冰”,所以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叫董凯。我出生那年,爷爷六十岁,我们爷俩同一个属相,当时家人都亲切地叫我们“老兔子”、“ 小兔子”。
在我记事时起,爷爷整天都很忙。后来知道那时爷爷刚恢复工作,他经常出差,外事活动很多。即使在家,和我们一起用餐的时间也很少,经常是一个人在二楼书房写材料忙到很晚,有时三餐也一并在书房用了。平时,爷爷在生活上非常简朴,衣服很少买新的,从不抽烟、喝酒,饭后经常是用黄瓜当做水果。
爷爷是一位对他人宽容,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格的人。那时家里有两位老保姆,爷爷对她们很关心体贴,大家相处得亲如一家,其中一位在我们家做了一辈子的“老阿妈”,过世时是爷爷亲自给她送的葬。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对我们的要求都很严格,什么时间做什么,该怎么做,做到怎样才算好都有标准。记得一九八四年,我和父母还住在贵州的小县城—石阡县,当时国家有政策可以回调,父亲去找爷爷商量此事,爷爷对父亲说“自己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的事,自己的事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就这样,父母来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镇江。这件事不光是对父亲,还有对当时年幼的我教育都很深,至今,仍以此为首训。
爷爷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关心。母亲说我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不小心跌倒在爷爷的房间门口,母亲很心痛的想要扶我起来,爷爷看到后对母亲说“不用扶他,让他自己起来,在哪里跌倒就要他在哪里爬起来,小孩子跌倒就会长大。”那时的严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都很受益。记得上学的第一个书包就是爷爷送的,一个枣红色的双肩书包。在当时,刚刚流行背双肩书包,上学第一天我就高兴的背着它走进学校,许多小朋友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别提有多骄傲了。在贵州石阡生活期间,爷爷考虑到山区与外界接触较少,经常给我寄书刊杂志,鼓励我多看书学习,我因此也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拓宽了视野。
爷爷有拍照片的爱好,而且技术精湛。他很高兴记录我的成长过程,儿时有很多照片是爷爷亲自拍的。当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和冲印技术,胶卷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他帮我拍完后寄到香港,托朋友帮忙冲印完再寄回来。现在翻阅起来给我留下无限的回忆和思念!
我三岁离开上海至今,随父母在外地工作,加之爷爷平时工作很忙,所以和爷爷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探亲回家见上几面。而今爷爷离我们去了,但他的言传身教我一直铭记在心,定将成为我终身的指引。
镇江 董 凯
(注:作者为致公党中央前任主席董寅初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