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父亲的写字桌，我整理着他的遗稿和书信。桌上来自漳州的水仙花已盛开，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在灯光下显得苍白而寂寞。母亲是漳州人，父亲总爱把自己称为漳州人的女婿，因此，水仙是他的最爱。
记得每每在水仙花盛开的日子里，父亲就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盏绿叶，躺在摇椅上读文汇报的神态，安祥而自得。如今花又盛开，人却走了。
记得一首挽歌这样颂道：For the deceased,People lament you for one day and forget you forever.（对于逝者，人们可以一天哀悼您，但会永远忘了您。）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任何事物都会如同流水般逝去。因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细细品味这一叠书信，深深体会父亲的心路，然后让父亲的足迹沉淀在纸上，如果一切对父亲的回忆和纪念能通过这一篇文章加以凝固，那就是我们最大心愿了。
2007年1月，父亲躺在ICU的病床上，我们无奈地注视着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他是那样显得熟悉而又陌生，但谁又能想象病榻上那瘦小的身躯，曾蕴涵过那么惊人的活力，又曾经历过风云变幻的人生历程。
艰难求学路
父亲自幼生长在江苏江阴农村，虽出身贫穷，但生性聪慧，口才好，7、8岁就在江阴县城演讲比赛中获奖，地方上称之为“神童”。然抗战爆发，家乡淪陷后，父亲有一次捧着比赛大奖回转家门时，映入眼帘的却是自己的父亲（我爷爷）被日寇抓去充当挑夫折磨而死。从此，国仇家恨迫使父亲小小年纪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到浙江、福建，用给报社撰稿、刻钢板和在中学兼课的微薄收入，读完高中和大学。
父亲的中学时代主要是在“浙西一中”渡过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的时刻，父亲作为大批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怀着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强烈愿望，冒险越过日寇封锁线，辗转来到这所设立在西天目山区的一座寺庙里的学校，这是一所充满革命激情的学校。1939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付部长的身份在该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从此，师生们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无畏日寇飞机不断轰炸，不顾环境艰难困苦，与饥饿和痢疾、疟疾等作斗争，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父亲读完高中并考上厦门大学。
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转移在福建一个小山城——长汀。后来，父亲曾在2004年出版的第七期《厦大级友通讯》中回忆那段学习和生活，当时物质生活异常艰辛，他们囊萤映雪、粗衣淡饭，但是始终意志坚定、精神激奋。学习之暇，父亲还多次参加话剧演出的活动，在话剧《家》里出演觉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历经一系列艰难繁琐的过程，组织演出了大型宫闱历史剧《清宫外史》，父亲出演了光绪皇帝，在《意中人》<Ideal Husband>中，父母亲还同台演出……这一切既给闭塞的山城带了一股清新的文化之风，又很好地宣传了抗日思想。
斗争不息浪
抗战胜利后，厦门大学搬回厦门，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父亲，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参加与组织“抗暴反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进步学生运动，因而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不息的浪涛——厦门大学解放前斗争风貌 》一书详尽叙说了这场爱国学生运动的始末。1947年6月1日凌晨，一场抓捕开始了，厦门军政当局悍然派出军警数百人，包围了厦大校园，并宣布了包括父亲在内的五名重点逮捕对象，只是因为父亲前一天到鼓浪屿去活动，夜里没回校才幸免于难。后来，为逃避当局迫害，在当时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中国第一个翻释《资本论》的学者）的帮助下，介绍去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台湾工作。但没过几年，大陆解放，国民党军溃逃台湾，当局在台实行更为严厉的军事管制度，大肆清肃中共份子，到处抓人杀人，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形下，父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后来在不断努力下，父亲终于获得去日本谋职的机会，但由于各方原因，父亲不能一下子把全家都带上，只能无奈地一个人先行。
拳拳赤子心
只身在日本打拼的父亲，不时地被对家人的思念和异乡的孤寂带来的痛苦所侵袭着，（“文革”前，家中还留存着父亲精心整理过的父母间的台日两地书，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亲人的思念，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的充沛情感）。努力工作打下一定基础后，父亲便赶紧将家人接往日本，历经苦难的一家子终于获得团聚。
五十年代的日本已走出战败的阴影，迅速恢复了经济的繁荣，我曾经去过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位于东京最繁华地段银座的一幢写字楼，见过他在办公室里洋装革履，洋洋洒脱工作的情景。此时虽然家中物质条件转优，生活逐渐安定。但是，年轻的父亲不甘心于物质上的满足，他对共产党，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始终未改。父亲认为家人既已团聚，全无后顾之忧，便迈出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回归祖国。为了不惊动在日国民党分子，父母表面上不动声色，保持着平静的生活，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千方百计地联系上东京华侨总会，另一方面，把家产尽快变卖，最后许多东西干脆送给了日本朋友。我还记得他从总会拿回来介绍新中国建设和生活的画报时神采奕奕的样子，他兴奋地告诉正在上小学的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就要回到那充满幸福的祖国去了”。在一个初冬的下午，载着我们全家的“兴安丸”海轮，徐徐离开日本西部的港口——舞鹤，踏上回归祖国的旅程。跨过波涛汹涌的日本海，终于回到红旗飘飘的祖国，回到梦牵魂绕的家乡。
励志强身梦
父亲回国后，服从分配来到无锡。时逢建设新中国的火红年代。脱下洋装换上中山装，父亲急不可待地投入了工作。但是，青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回国后不断患病，经常住医院或疗养院。身体虽然不好，但好强上进的父亲不甘人后，坚持带病工作，父亲每日天刚亮便骑上自行车上班。在单位里，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连年被评上先进。
父亲虽说身体有病，可学生时代那种励志上进的精神犹存，尤其目睹日本国民的那种斯巴达克式的强身教育，大雪纷飞的冬日里小学生校服还穿短裤。这种现象对父亲刺激颇深。为避免子女日后成为受人欺凌的新一代“东亚病夫”，父亲对我们各方要求严格，始终不敢有所懈怠。
父亲平日里要求我们懂礼貌，守信用，做一个文明人，但遇到不平事则应不惧强暴，绝不可示弱。
父亲严格培养我们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要求我们热爱劳动、锻炼身体，练成一付好身板。于是，逢下雨天擦拭湿漉漉的父亲的座骑便成了儿子的任务，那是一辆日制“光”牌自行车，材质是日本人战后利用的军用锰钢，车子虽矮笨，骑起来倒蛮轻，父亲要求把自行车的每根钢丝都擦干净才算完成任务。
其次，父亲身体力行，每到夏天便带我们去游泳，而且要求去深水，鼓励去江河游。还把我们兄妹俩送到市少年体校去锤打磨练，以至于使从小体弱多病的妹妹竟然在初中一年级便获得国家级运动员证书。
我感到父亲这种“尚武”的思想倾向与他的文人气质不甚相符，追其因，还是父亲心灵深处充满的爱国情结所致。
俭朴清白风
父亲一生勤俭朴素。他很少为自己添置衣物。母亲看父亲有的内衣穿了十多年，千疮百孔、补钉连片，便联合我们劝父亲把破衣淘汰，此时，父亲总是正色对我们讲自己是如何地出身寒门，不能与你们妈妈的富家出身相比。确实，这里不能不提及到母亲，她出身福建漳州的中医世家，家中拥有大药房（实是前店后坊的大药厂，其产品中，如风靡中外的“风油精”、“片仔癀”便是她家的秘方所制）、钱庄、电影院、门诊所、布店等实业。然而，好强的母亲并不甘为一个深居闺房的富家小姐，剪着短发的她少小就出外求学，艰苦的环境，经常衣物不济，冬日里还穿着裙子，打光脚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可聪明好学的她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下竟然还同时考上“中山医学院”、“厦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