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张柔武是大家闺秀的名媛。虽然她1919年出身于“状元府”，但其祖父乃是具有先进思想的近代思想界先驱人物。她的母亲颇具文学修养。她出身在这“郁郁乎文哉”的家庭，张謇是位重视女权、女子教育的家长，将她送基督女校入学启蒙，同时延请名师于濠南别业“平安花竹馆”教授他们姐妹弟弟等。不管是庭训还是塾训，都使张柔武从小受到优等教育。小学毕业后升入崇英女中，不久奉祖母命转入女子师范学习。其时音乐老师发现她有音乐天赋，即于1935年由南通女师师范科考入杭州国立艺专音乐科。同年她父亲逝世，翌年8月她东渡扶桑，入东京日本国立艺专选修科。因日本加紧准备侵华，张柔武难以忘却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九一八”侵占我国国土东三省的兽行及步步深入的新仇旧恨，出于爱国热忱，于1937年2月毅然回国，入上海国立音专选科学习。“八一三”事件后，上海已沦为“孤岛”，张柔武与家人在上海避难期间，曾与上海几个同学定期去英国人所办的“民主电台”参加对外播放的抗日革命歌曲宣传活动，当时不少海外侨胞听到这个广播，或出钱、或出力，纷纷支援国内抗日救亡工作，有的毅然回国参加革命救亡工作。她从求学到步入社会，基本上是一位有教养有学识有艺术才华的名门闺秀，同时又是那么的爱国。

    新中国成立后，张柔武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南通城。为了以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为国家贡献力量，由王颂旋先生介绍，并经过试教考核，在南通师范张梅安校长的认可下成为通师的音乐老师。进校后，张柔武向老教师周企班先生虚心学习，很快熟悉了教学工作。学校没有钢琴，为了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保证教学的质量，她携带自家钢琴去校教学。她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教学活动，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她的教学做到将音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业教学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校内教学与社会活动相结合。不少学生在她教育下唱着歌入伍，奔赴军营，也有音乐天赋好的进了音乐学院深造。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吴贻芳厅长来通师视察，对张柔武的工作都予以充分肯定和赞许。缘此，同意她到南京师范学院进修一年。张柔武做好本职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教改二等奖等。当时市内缺少音乐师资，先后派她去女师、市十二中及卫校兼课，她总是任劳任怨、招之即到。“文革”被打为“落水狗”期间，市八中点名借用她，并明确以样板戏为教材，她不怕困难，边学边教，完成教学任务。张柔武还积极参加市内文艺活动，曾参与歌剧《金凤树花开》演出，深受好评。上世纪，当我国升起会唱“东方红”乐曲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在市文联举办的庆功会上，她高唱一曲“蓝天上有一颗会唱歌的星星”，声情并茂，如入其境，令人难忘。张柔武不仅在学校是担纲的音乐教师，而且担任全市音乐教研组长，她还在教学中焕发了生命光彩，编写了师范生所需的《视唱》、《琴法》等教材，撰写了《唱是学好音乐的重要环节》等论文，被评为中师高级讲师职称，使她完成了由“名媛”向“良师”的蜕变。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政策，推倒了强加于张柔武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使之迎来了人生第二个春天。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进展，张柔武由学校走向社会。除了兼任市音协委员、名誉理事长等职外，还任市政协常委继而被推选为市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并受上级委托，筹建民主同盟南通市委、致公党南通市委，先后担任市民盟副主委、致公党主委、名誉主委、省政协常委、省海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台胞联谊会副会长及江苏省中国致公党副主任委员、顾问，出任南通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市慈善会副会长、名誉顾问，中国致公党妇女委员会委员等职。张柔武德高望重、人脉资源丰富，在海内外工商界颇具影响力，由她负责组建了大生实业公司并出任副董事长。在这个时期，张柔武的歌声也响彻到南通、南京的大会场和北京人民大会堂。2002年南通师范百年校庆，在庆祝会上她应邀担任“同唱一首歌”的领唱，那年她84岁，她的同事听了她满怀深情的演唱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耄耋之年90岁时，她还将一首《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唱到了祖国宝岛台湾。作为社会名流，海内外人士来通都愿意与她联系，她在招商引资、引进先进化工设备、旅游产业等方面为南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