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院的汪联辉博士面临着一个影响他未来的重大选择：是继续留在新加坡工作，还是中断目前的研究和实验室工作，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和平静生活，回到祖国重新开始。

　　8年后，当回忆当年的故事时，他感慨地说：“回国，是我一生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生活中的汪联辉

　　“科研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汪联辉1964年12月出生在福建安溪县的一个偏僻山村。

　　安溪出名茶。安溪铁观音，名扬四海，香溢五洲，成为中国茶叶的第一品牌。生在茶乡，他最熟悉的就是铁观音那兰花般馥郁的香韵。这茶香，浓浓淡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

　　汪联辉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自己虽不识字，却有着最朴素的想法，孩子要读书，读书才有出息。因为这份信念和坚持，这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家庭奇迹般的供出了四名大学生。汪联辉在家中排行第四。在哥哥们的影响下，他读书刻苦勤奋，1984年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现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

　　“那时候我也不懂选专业，自己拿着高校招生信息的册子翻，无意中就看到了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觉得‘高分子合成’这几个字有意思的，就报了这个专业。”是什么高分子材料？他不知道。以后能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就这样，汪联辉懵懵懂懂的踏进了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

　　“我到学校以后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幸运。原来高分子材料专业是成都科技大学的重点学科之一，徐僖院士就在此任教。”汪联辉感慨地说。徐僖院士是中国高分子材料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建国前夕，徐僖院士顶住重重压力学成归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塑料厂，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塑料专业，撰写了中国第一本高分子专业教科书《高分子化学原理》，被誉为“中国塑料之父”。在成都科技大学学习生活的四年中，徐僖院士高深的学养、严谨的治学以及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了他，也深刻影响了汪联辉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

　　也正是在成都科技大学的学习期间，汪联辉发现科研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凭着刻苦好学的精神和对科学的热情，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高分子材料学士学位，并成为福建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随后又在该校获得了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硕士学位。

　　汪联辉对科学的态度开放而包容。从事科研工作以来，他不仅追踪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和热点，更时刻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积累学术资料和想法已经成为他的常规工作。每当看到好文章，他总会第一时间收集起来，从中捕捉研究方向。他的电脑里分门别类地排列着很多文件夹：“稀土”、“纳米生物”、“疾病诊断”、“药物传递”、“基因传递”、“光电子”……学科门类相互关联又不断拓展。

　　开放的眼光、豁达的心态，使他养成了他注重多学科、宽领域调查研究的习惯，90年代中期，稀土研究在国际上悄悄盛行，这引起了汪联辉的研究兴趣。1994年考取浙江大学博士后，汪联辉便选择“稀土金属配合物及其高分子的合成与性质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潜心研究稀土金属配合物及其高分子的合成与性质，他的想法得到导师、我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与化学教育家沈之荃院士的充分肯定。

　　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汪联辉并没有停下在科学道路上探索的脚步。因缘际会，他踏出国门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进行有机半导体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期间，汪联辉发现生物医学领域和自己研究的有机材料有很多共通之处，但现有的研究却鲜少涉及材料科学。他敏锐的意识到生物材料作为一门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大有可为。于是，汪联辉毅然放弃之前熟悉并有所建树的研究方向，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生物传感领域，并很快在生物信号分子的调控机制、细菌群体感应及其猝灭等方面，尤其在从事细菌群体感应信号分子的调控机制和失活机理研究中做出了突破性成果。他通过研究信号分子与转录蛋白相互作用而导致动植物致病的机理，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信号分子的竞争性抑制剂，为开发防治细菌侵染的无耐药性抗菌药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且首次阐明了通过群体感应信号分子的失活或竞争性抑制，可“猝灭群体感应”，从而达到控制细菌病害的目的。这些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Nature、PNAS、J Biol Chem、Molecular Microbiology上，并获得同行高度评价。美国著名微生物学家J.R. Leadbetter教授在Nature（2001，411：748-749）发表专题评论文章，认为“猝灭群体感应”防治细菌侵染的新概念为细菌病害防治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此外，在研究信号分子的信号转导过程中，他发现和鉴定了一类新的重要的跨界（细菌与真菌）作用的信号分子--- α,β-顺式不饱和脂肪酸，这是目前首次发现并证实跨界作用于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信号分子。著名微生物学家R. Kolter教授在“F1000 Biology”的推荐评论中指出：这种跨界通信（Cross-kingdom Communication）可能在生态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该成果发表在微生物学权威刊物Molecular Microbiology和ISME J上，并先后被F1000 Biology重点推荐“must read hot paper”。

　　此后，他先后又将研究的触角伸到了生物光电子、纳米生物医学、生物传感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截止目前为止，他在这些交叉学科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所发表论文被国际同行的SCI文章他引3000余次；公开了发明专利24件，其中已获美国专利授权1件，中国专利授权11件。

　　从化学到材料，再到生物检测技术，汪联辉每一步迈的都比别人谨慎，也迈的比别人更远。

汪联辉在实验室

　　“回国是一道选择题”

2005年，汪联辉刚过不惑之年。但他却被一道选择题困惑着。

这一年，他已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院工作了近八年，科研顺利，生活安定，有两个幼小的儿子，有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妻子，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完美。然而他却一直觉得心里有些空。

“新加坡这个地方，待得越久，就越觉得空间很小。”汪联辉说，而同时来自国内的消息却越来越吸引他的目光。

此时，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导师黄维教授（中科院院士）已于2001年9月回国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02年2月创建了复旦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并担任院长。在彼此往来的交流中，黄维教授聊到了国内的发展，以及自己回国后的情况，并盛情邀请汪联辉回国共同开创事业。

黄维教授的邀请打破了汪联辉平静的生活，让他隐约看到了回国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是否回国，这个选择让他倍感艰难。回国就意味着目前的所有研究都要终止，回国就意味着已经四十岁的他必须一切重头开始。还有妻子和孩子们，回国就意味着家庭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发生改变。

汪联辉考虑了很久。去国八年，虽然祖国已经有些陌生，但他心中科技报国的梦想却始终没有磨灭。而他更相信，正在飞速发展中国必将会为他打开一片更广阔的天空。2005年6月，汪联辉毅然接受了复旦大学抛出的橄榄枝，举家迁往上海，去追寻属于他的中国梦。

在复旦大学同事和学生眼里，汪联辉十分敬业，没有节假日，从来不逛街，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绝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做科研，实验室几乎成为他另一个家。而那些熟悉他的老朋友们却说，“工作狂”就是汪联辉二十多年来从未改变的工作风格。

低温磁性测试仪器是汪联辉做博士毕业论文时需要的一项重要实验设备，一套价值几百万，做一次测试至少要花上十几万，当时浙大没有这种设备。为了取得第一手实验数据，他曾只身进京，住地下室，吃食堂，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埋头做了整整两周的测试实验，成功获得了博士论文所需的相关数据。在新加坡期间，为了寻找生物信号分子，汪联辉反复干着一件事：取原料，灌色谱柱，去掉杂质，再取原料、再灌色谱柱，再去杂质……要想从30多升生物原料中分离出仅仅1.8毫克的生物信号分子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汪联辉却不知疲倦地整整做了6个月。6个月后，他不但在国际上率先找到了生物信号分子，还首次提出“群体猝灭”（Quorum Quenching）的概念。

初到复旦时，一切都很艰难。复旦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那时刚刚创建三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作为研究院科技创新平台的高级PI，汪联辉组建了“生物医学传感技术”实验室，参与了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科研创新平台的科技创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10多项重大科技项目。

团队要一点点组建，实验室要一点点创建，工作要一项项做下去。平静的生活远离了他。素来被称为“工作狂”的汪联辉也觉得时间不够用，他常常起早贪黑，通宵达旦，短短几年，竟悄悄地花白了头发。有一天，汪联辉去接正在上小学的小儿子放学，在校门口遇见了儿子的老师，老师对着孩子说：你爷爷来接你了。孩子委屈地说：“这是我爸爸。”

“学以致用、科技报国”是汪联辉的理想，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他习惯于看到科研成果被迅速推广并进一步的产业化，可是国内很多好的科研成果虽被行内学者奉为经典，却长期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为此他深感痛心。

他关于“量子点—生物分子”复合探针的研究成果，如果结合具有“多元多指标”检测能力的微流控芯片技术，极有可能实现肿瘤在临床上的早期诊断，且具有费用低廉、易普及的优势。为了尽快实现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汪联辉课题组紧紧围绕半导体荧光量子点的产业技术开展了大量工作，在量子点的制备技术、量子点表面修饰与生物功能化、量子点的生物医学检测应用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2007年，凭借量子点生物医学荧光试剂及其相关技术方面的多个核心专利，汪联辉获得了江苏省苏州市长三角系统生物交叉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200万元投资。在此期间，研究团队通过对量子点及其生物试剂制备工艺的优化，获得了发射波长覆盖从绿光到红光的整个可见光区的系列荧光量子点试剂，同时掌握了高性能量子点生物分子探针连接的关键技术，获得了多种具有较高稳定性的量子点-蛋白生物试剂。在用于肿瘤标记物的检测研究中，量子点生物探针对肿瘤标记物如AFP和CEA的检测限达到10 pg/mL，比现在临床使用的FITC探针提高10000倍。尤其是，对于临床的血清样本，量子点生物探针表现出优异的检测特异性，显示出在临床诊断巨大的应用前景。

在复旦工作期间，汪联辉先后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上海市曙光学者和浦江学者，并荣获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爱专业，爱学生，爱祖国

2011年汪联辉结束了在复旦大学的工作，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加盟早已有过长期合作关系的南京邮电大学，担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并兼任“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面负责材料院的学术科研方面的工作。他的到来，不仅让“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如虎添翼，更让南邮在实现国家级科研奖项更多突破上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学生们眼里，汪联辉教授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先生，更是自己的长辈、父亲……

在宇文力辉博士看来，遇上汪联辉教授是他的幸运。“我当时是最困难的时候，指导我的黄维教授去南邮做了副校长，我必须选择是否要提前以硕士生资格结束学业。申请都已经递上去了，这时候接到了汪老师从新加坡打来的电话。他亲自打过来的，而且连打了几次。”他没有想到一位在学界如此有成绩、有名望的教授会亲自打电话给他，并且用非常恳切的态度表示，如果他愿意，可以留下来做自己的博士生。

“跟随汪老师学习以后，我才体会到，师长这个词不仅仅是老师的含义，它还代表着长辈，代表着父亲。”他说。

“每个学生都是最好的学生”。这是汪联辉的口头禅。他亲自指导和培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13名，博士研究生10名，听过他上课的更是不计其数。他有过许多的荣誉，但最让他珍视的还是在复旦大学的时候学生们评出来的“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在南邮任院长的两年多来，他已先后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光电子学》2门课程，他严谨、睿智和渊博的学识，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汪联辉重视引导本科生对相关学科的兴趣和热情，经常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学科发展趋势，组织学生开展学科前沿进展专题讲座。学生们提起他，脸上总是写满尊敬，“汪老师的学术知识非常渊博，每次听他的课都是一种享受，现在定期浏览学术期刊已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

汪联辉认为培养研究生自主研究的能力比灌输知识更重要。所以他总是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汪老师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候明明知道学生的实验会失败，他也不会轻易指出，而是耐心地启发，一步步传授解决问题的思路。”学生们说。

“失败了不要紧，关键是要自己学会排查，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一步？”这是他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独自摸索肯定要比一般学生耗费的研究时间要长，但经过一两年的训练，他的学生个个动手能力强，科研后劲足。他所带的学生中，已毕业的10名博士生均在一线从事科研工作，其中一位80后的博士生已成为我国首届青年973首席科学家。

在学生们眼中，汪联辉既是要求严格的老师，也是慈祥的父亲。“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吃方便面，聊生活和理想，偶尔也会参加我们的集体活动，他是闽南人，《爱拼才会赢》是他最拿手的节目。”学生们尊敬他、信赖他。科研上有疑问去问汪老师，生活上有困难去找汪老师，就连感情上的困惑也悄悄的去和汪老师说一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汪老师肯定定会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就算是深夜发给他的邮件，汪老师也一定会当夜就给予回复。

汪联辉在科研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因而他也更能理解身边的这些年青人。学生们都知道，汪老师不会因为学生的资质不够好而瞧不起他们，不会因为布置的任务完不成而严加斥责他们，只要是有价值的研究项目，绝对不会因为达不到实验条件而放弃实验。因为汪老师一定会竭尽所能、想方设法为他们安排实验条件并解决科研资金。汪联辉还常常很坦然地和学生们说起自己的奋斗史，甚至包括自己犯过的那些错误。他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比照，将自己做事的经验告诉给年青人，将勤勉、乐观和坚韧的精神传递给学生们。当然，他也会常常乐呵呵的提醒他们：“注意身体，别一头扎在实验里耽误了自己的个人问题啊。” 

“学院是一个大团队，团队的成功才是一个学院的未来。”在南京邮电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汪联辉不仅在科研上奋勇精进，更打造了一支充满创新活力和科研潜力的国家级创新团队……

 “学院就是一个大团队，一定要为团队里的年青人创造一个快速成长的空间和平台。”汪联辉说。

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后创建于2006和2008年，和材料院里的年青人一样，既充满了勃勃生机、无限可能，却又缺乏积累、基础薄弱。为了提升学院科研队伍的战斗力，汪联辉大刀阔斧地整合和凝练学术队伍，他先后召集化学、物理、生物和电子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优秀人才”，博士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组建了团队成员年龄和专业结构搭配合理的 “有机光电子学”和“生物光电子学”两支“劲旅”，构建了国内生物光电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创新平台。

为了帮助年青人快速成长，汪联辉提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提倡自主管理，鼓励开展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每周六是课题组所有成员开例会的时间，材料院的四楼大会议室总是座无虚席。在这里，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教授，还是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观点，共叙各自的科研进展，交流碰到的问题。有的研究生刚来，不大敢说话，汪联辉便会格外关注，鼓励他们多思考、多表达。

材料院的许多实验器材精密又昂贵，实验材料也价格不菲，有时侯一次实验就要用掉几百甚至上千美元的材料，结果却可能是未知数。碰到这种情况，汪联辉二话不说，直接在实验申请单上签字。他常说：“搞科研，创造性思维十分宝贵，只要有想法，就值得鼓励”。学校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器材购置都须走招标程序，这多少会延误实验设备的到位时间，而大家手中的大堆课题项目都有截止期限，等不了！汪联辉平时不温不火，碰到这种情况也会急，有时候甚至为了一批器材的购置直接找到校领导，请求特批。而为了让其他老师先用上实验场地，他多次主动推迟了自己的许多重要实验，却常常利用出差机会，“蹭”人家的实验室用。

学院里的青年教师大部分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在省会城市生活，结婚、买房都是一大笔支出，经济压力大，难免影响到工作。汪联辉经常主动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聊聊工作，聊聊生活。他常常说的是，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事业是干出来的，要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同时，他也积极推行各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科研激励机制，用真金白银的回报给予青年教师物质支持。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团队成员的创新活力和科研潜力像清泉一样迸发。在汪联辉的带领下，团队不但承担10多项包括“973”项目在内的国家级课题，更可喜的是，由汪联辉领衔的“有机与生物光电子学”团队成功入选为2011年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实现了南邮在国家级创新团队上“零”的突破。汪联辉也因其在科研和团队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入选2011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荣获2012年中国侨联“中国侨界贡献奖”。

而这一串成绩的背后，是汪联辉竭尽心力的付出。“汪老师的白头发更多了。”跟随他从复旦到南邮工作的宇文力辉博士说，“汪老师是很爱运动的人，但他现在唯一有时间做的运动就是每天从办公室走路回家。”

汪联辉全身心扑在学院的管理和科研工作上，他没有休闲和运动的时间，甚至没有照顾家庭的时间。两个年幼的孩子跟着他来到南京就被送进了寄宿制学校，到现在都没有随父亲真正看一看南京是什么模样。而他的妻子，一位同样优秀的海归学者，不得不为了照顾家庭多次放弃了事业上的提升机会。

曾经，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单纯的科学家，享受在科学世界里追索的那种快乐。而现在，林林总总的行政管理事务以及社会事务却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

“对科研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汪联辉无奈地说，“只能自己再辛苦一点，挤时间做。”

“科研是我的兴趣，但是我们不能只为兴趣活着。让年青的学子们成长起来，挑起大梁也是我们的责任。”他说，“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做好工作，那就是对祖国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