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对于我这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幸运儿来说，死神对我太仁慈了，或是不屑于带走我，使我得以重生。而帮助我重生的，就是我亲爱的致公党。

     2010年8月26日 早上七点半，我作为旅行社的全陪（全程陪同）所服务的团队上车出发，离开美丽的腾冲前往下一站~~大理。天阴沉沉的，我们的中巴车在高黎贡山上蜿蜒颠簸前行着，前几天的泥石流灾害（见当时新闻：云南贡山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至38人好在没有太大影响到我们这侧的路线上，只是路面有些地方被冲的坑坑洼洼。司机显然是开山路的老手，方向盘在他手中游刃有余、好似玩具。我因为有些疲劳，在最后一排的靠窗位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以前带团从未在最后一排坐过。因为最前排的位子留给了爱好摄影的人，想让客人也坐的宽松一些，故没有和客人并排坐，我就坐到了有阶梯、比前面位子高一头的无人坐的最后一排。突然，一个大的跳跃式颠簸将我的头冲向了车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体尚未落座，第二次大的跳跃式颠簸又将我撞向车顶，脖子都要拗断的感觉。只听“咔嚓”一声，我“啊”的一声惨叫；顿时感到呼吸困难，身体好似断成了两截。我以为我就此行将结束在人间的生活。

    车子赶紧停下来，车上的人们都向我冲过来；“怎么啦？怎么啦？”他们满脸焦急的神情。“我好像断成两截啦”我带着哭音。其中一位曾做过医生的客人喊着：“别动她! 千万别动，让她就势躺下，有围巾的拿来，把她身体固定住，可能骨折、错位情况！”车上的女士们拿出围巾拴在一起连成一根绳，将我的身体固定住。大家商量着；此地离目的地大理还有近四个多小时的车程，而且多为山路。距离保山县城还有约一小时车程，要不赶紧把她送保山的医院吧？ 我坚决不同意，无论怎样我也要坚持到大理；因为那里有地接导游在等着，可以让大家继续行程，而我可以安心治疗。大家见说服不了我，只得作罢，伴着我的呻吟声，继续赶路。这四个小时对我太漫长太痛苦，一个小颠簸，就令我疼痛不已，客人们也连连对司机说：慢点、慢点。就连小解也动弹不得，我只好拿矿泉水空瓶，用瑞士军刀切割成槽来解决。汗水从额头滚下、从背部渗出，浸湿了我的衣裳。

    终于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了。同行的男士们帮着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我抬下车，放在手术推车上。大理的导游带着客人继续他们的行程，旅行社的经理和一位小妹则陪同我开始了在医院的“行程”。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我是“第12胸椎骨折”。为我检查的医生（也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遗憾，我却忘记了他的姓名）对我说：你是幸运的；若是再往下一根骨折是腰椎，你恐怕就要瘫痪了；若是上面脖子被折断了，估计你命就没了！我问：“有方法能使我三天站起来，陪同团队一起回南京吗”？他说：“有。我用骨水泥浇铸法”。“好，立即办”我应道。接下来缴费、再检查、等待一小时后手术。

    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我犹豫了。我拨通了致公党南京市委工作人员曾灵的电话，请她帮我咨询一下党员中的骨科医生。没几分钟，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曾逸文主任就给我打来了电话：龚静同志，你还年轻，不要轻易做骨水泥手术。你赶紧想办法回南京，我来帮你做手术，回来南京这边护理也方便。我听了，立即退掉了原来的手术计划，决定连夜往昆明赶，请昆明的同行设法帮我联系航空公司，申请特别机位回南京。感谢那位大理州医院的民主党派的医生，他不仅非常理解地帮我办了退款手续，还帮我找了一辆救护车，安排了一位护士陪着我，冒雨向昆明进发。可是，到昆明住哪里呢？宾馆肯定是无法住的，去医院？又有哪家医院深夜能有床位给到我呢？

    雨夜，我躺在驶往昆明的救护车上，不断地打着、接听着电话，300多公里5小时的车程不再感到寂寞和孤单，身上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 从我打给曾灵咨询的电话开始，也就拉开了致公党对我“大营救”的序幕。胡勤刚主委、刘嘉英副主委、陈卓秘书长、陈玄主任（现任秘书长）都打来了电话关切地询问着，南京市委统战部钱继红部长得知情况后，也打来电话慰问。窗外的雨淅沥沥地拍打着车窗、似乎在安慰着我要坚强。当得知我在昆明还没有联系到落脚点时，陈卓秘书长要我别着急，他们在帮着联系。终于，夜里十点多钟，胡勤刚主委打来电话告知我，已经联系好他同学的同学在昆明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为我安排好了床位。我接听电话那个激动啊！在一旁的小护士也羡慕不已。救护车玻璃上被雨点击打的声音，仿佛是在欢快跳跃着的音符。凌晨一时许，我住进了昆明第三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床。

    次日下午，我躺在病床上，护理员阿姨在给我喂水。猛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走进来。天哪，是陈玄主任！市委会派了陈玄主任来照顾我啦，陪同她来的昆明市委会的人员也送上了慰问金。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

    8月29日，我在陈玄主任的陪护下被拉上了飞机，为防止在飞行过程中出现摇晃，飞机上有专门颈托、安全带及海绵固定等措施，买了九张机票，为我拆掉了九个座位来固定专用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当飞机降落在南京禄口机场时，我又一次激动地说不出话来；陈卓秘书长和曾灵带着救护车已经守候在出口，接上我后直奔南京市第一医院。到了医院，我被推进早已准备好的病房，想不到市第一医院刘军副院长（致公党员、南京市副主委）、曾逸文主任，还有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张主任，早已等候在病房。此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像泉涌般夺眶而出……我哽咽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我，龚静何德何能啊，有劳大家如此厚爱？”

               固定在飞机的座位上被送回南京

                        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救治

    入院后的第三天，9月01日上午九时，曾逸文主任亲自为我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只在我眼睛一闭一睁之间就完成了。至今我都未再将钢板取出，刀疤不仔细看也都难以发现。在我住院的一个月里，来看望我的人川流不息，鲜花水果未曾断过。我每天一早躺在床上化好妆，等待着医生护士的查房。我每天都以自己美好的容颜、饱满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众人面前，这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也是感恩于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当中除了亲朋好友同事，还有统战部的领导、致公党内同志和领导、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和领导。中秋节那天（2010年9月22日）致公党江苏省委海外联络处的徐放处长也给我送来了月饼和书籍。这一切令我充分感受到了致公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与真情！

     五年过去了，我的身体恢复的很棒！这五年我又跑了18个国家和地区，还自驾去了大别山等周边的市县。我的背除了太劳累或阴雨天会提前几天有不适感（那到成了天气预报），还有在美国境内乘飞机比别人多点检查，其余一切如常！每天清晨睁开双眼，我都要说声“谢谢”！

       我为能加入致公党而深感荣幸！

       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致公党员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感谢致公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谨将此文献给中国致公党成立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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