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朋友圈忽然多出来很多孝子慈父，大家都在展示如何当个好爸爸，好儿子。而我恰逢出差，不能够应景地陪伴一对子女或父亲的身边，算是小小的遗憾。节日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找到一个理由陪伴孩子或老人度过一段共同的时光。对我来说是更像是一个提醒，提醒自己需要思考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一个男人完成父亲的身份转变也许在孩子呱呱坠地那一瞬间完成，内心的历练和成熟却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从任性依赖到负责独立的人格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在拥有了父亲的身份之后，在每时每刻对孩子的关注，抚养和教育甚至是挫败中慢慢磨练形成的。这是一个自我完善和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人能够较快的完成，并实现人格的升级；有人却穷尽一生未能完成，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在子女的成功之上，而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孩子的“不争气”。 

父亲，对每个人都包含着很多相同而又有很多不同的意味。我曾经在读《背影》的时候模模糊糊感觉到父亲爱的隐忍和深沉；也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来往乡间小路时美丽的田园风景；更难忘小学时做错课外练习题时诚惶诚恐等待父亲给我吃的“毛栗子”。大学入学第一周的某一个晚上，宿舍楼下听到熟悉的声音，才发现父亲骑着摩托带着母亲来看我，带着很多我喜欢吃的零食；毕业后出国留学，在国外生活工作的日子少不了隔三差五接到父母的电话问候。回国后，每每回家团聚，在厨房里忙活不停的也是父亲的身影，总能端出一桌我最爱吃的菜。时光如白驹过隙，渐渐地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谈学习，谈工作，谈人生，谈家庭，特别是在有了小家庭后，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交谈，总能有更多的共鸣。与父亲的互动，总是存在于这些片段的记忆中，若即若离的渗透在人生的成长历程之中，如同顽石的雕琢，斧凿之间由模糊变为清晰，雕刻出我们这一代人对父亲的印象。 

四十不惑，古代人的寿命没有现在这么长，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也较单一。如果一个男人四十岁都没有取得功名，进入仕途，那他一辈子就只能是碌碌无为；因此不需要再疑惑，老老实实做一个平凡人，每天思量如何养活全家，便是他人生的全部。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寿命得到大幅度延长，四十对很多男人来说，疑惑却才刚刚开始。四十之前，我们读书，结婚，工作，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无需辩驳；四十之后，孩子开始长大，父母开始老去，工作面临来自年轻人的挑战和上升空间的压力。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不断诱惑着我们，我们这个群体不再如父辈那般清一色类同的生活状态，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面对人生的中间点，我们似乎面临有很多选择，又好像被压力逼迫着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怎能不惑？

这个时代赋予每个人不同的属性，叠加在每个人固有的标签之上，使我们的角色特质变得异常复杂。作为父亲，该如何赋予相应的标签？我们拼命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多陪伴孩子的成长，辅导他的学业，带着孩子去旅行。。。。。。但却总会被工作取代了原有的计划，被生活的压力破坏着面对孩子时的耐心。于是，我们把教育完全托付给学校和辅导机构，用无尽的枯燥的题海淹没着孩子的创造力和求知欲，以弥补我们内心对孩子关注的缺失。然而，我们内心是焦虑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用我们过去的经验去设计孩子的未来把握几何？圣贤孔子主张中庸，古语云大隐隐于市，作为中国人我们总是在寻求安全感，跟着大部队走。融入所谓主流，就是大多数人追求的安全感，而大多数人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来做事，在子女教育上尤为突出：所有家长都认为孩子学业压力太大，但为了不“掉队”，还是硬着头皮带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而这其中，母亲成为这一大军的主力，却鲜有父亲的身影。把教育的责任完全交给母亲，这是父亲的懒政。

纵观世界各国，东方社会普遍重视填鸭式教育，西方社会则普遍重视创造力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叔本华说，天才和普通人的差别在于两者对待学习的态度，普通人学习是将其当做自己出人头地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天才的学习则是因为他们对学问本身感兴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从而完善自我并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逼迫孩子承受无止境的学业压力的时候，也在不断的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和自我认知能力。我们塑造给孩子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压力和你死我活的世界观。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想成为那1%，过得“比别人更好”。其实我们都明白，大部分孩子都将过着平凡的生活。而我们花费了巨大精力和财力所去培养的所谓技能，都将是昙花一现，不能给孩子带来实质的帮助。今天的孩子们学习的技能，能否适应未来的需要吗？未来所有的人的技能都可以被机器和信息工具所取代，那将是一个边际成本几乎为0的时代，借助网络、机器人和数据中心，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绝大多数任务。大量的劳动人口将失业，甚至包括律师，医生，银行职员等以前我们认为是铁饭碗的工作岗位，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取代，我们的孩子准备迎接那个时代了吗？

未来的世界对个人“硬能力”如记忆，计算等不再需要，每个人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成本将极其低廉，世界将没有知识壁垒。那时，更需要的是个体的创造力和人与人之间协作的能力。个体创造力是永远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能力，这是人类被赋予的礼物。画家，作曲家，系统设计师，优秀的程序设计师，交互设计师，建筑设计师，这些能够提供给未来信息扁平化的世界以增量发展空间的人变得尤为宝贵。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和认知壁垒消失后，不同人种，地域和文化的人们交流将变得无障碍，世界趋向大同。人们可以在更高的维度和空间进行各种协作。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能力将是决定个体能够参与到的群体协作的深度和高度。而我们现在给孩子们赋予的恰恰是那些未来不需要的“硬能力”，而同时扼杀的正是孩子们宝贵的“创造力”和协作能力。

教育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赌局，下注的智慧决定了长期的收益。跟着大多数人一起下注，固然保证了不会比别人输的更惨，但也很难实现自我价值。传统教育更像一种零和博弈的抢椅子游戏：个体的成功是建立在把别人踢下舞台，而舞台上仅仅有少量光鲜的位置，绝大多数人只能在台下徘徊彷徨。而教育的过程就是锻炼自己的肌肉，以便在抢椅子的时候把别人迅速挤掉。家长们都瞄准着那个想象中的舞台，期待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站在那个舞台上，成为明星。然而，时代的进步，舞台也会斗转星移，新的舞台会显现，旧的舞台终将没落。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几个舞台的更迭：80年代的个体户成为企业家；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培育出如今全球最大的几个企业；千禧年后的移动互联网又创造出许多独角兽；眼下，中国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新技术和创造力将成为未来10-20年的驱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这些变革的另一面，是大量国企员工的下岗，是很多铁饭碗被打破，是垄断阶层由盛变衰，是资源型经济到市场化经济的转变。如果把计划经济看出高度有序的状态，时代的发展的熵，最终会越来越无序。大至国家之间，小到个体之间的协作将越来越扁平化，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个体的“硬能力”对协作关系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如同当下火热的美国总统大选，不管谁当选，都只能在受限的空间内做出少许政策改变，而不能阻止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减弱，最终世界将趋向充分多边协同的格局。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熵提高了。市场行为更是如此，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倒爷，把货物以低价买入到另一个地区以高价售出，充分利用了当时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货物的价格是由少数人把控，是一种高度有序的状态。如今，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可以检索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货物的价格，倒爷的生意再无生存空间。这就是供需关系的无序度提高了，市场交易系统的熵提高了，最终趋向热平衡。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是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人与人的协作不是很重要，因为企业是一个机器，不由个体的意志所转移。个体只是一个螺丝钉，重复着基本的技能。因此，个人的“硬技能”显得更重要。如以前的银行职员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是点钞票，打算盘；工人能熟练的修理机器，就能当模范标兵。时过境迁，信息化工具的发展正以指数级数的速度取代着人类的“硬技能”，而拥有这些技能的人在未来社会没有地方施展这些能力，最终沦为娱乐节目的素材。 

所谓协作能力，就是能够快速有效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需要的技能组合，知识组合和沟通方式组合的能力。举个例子，未来人类需要面对各种共同挑战，如外太空探索，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挑战需要全世界的协作来完成，所有的数据采集和处理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人类的智慧需要用在如何消化这些数据和产生决策之上。此时，能否有效组织起这些工作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是否能够调动资源跨越地域，国家，种族，语言，宗教的界限，寻找到最佳组合，并运用适当的工具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协作能力的最高体现。而我们现在的传统教育，恰恰是在鼓励竞争，抹杀协作。孩子考完试，第一个反应就是在班上排名多少；同学都在学钢琴和奥数，我们也不能落后，如此种种。这种“硬能力”的教育，不仅让孩子殚尽力竭厌恶学习，更把孩子的创造力和协作能力扼杀到极致。 

现在社会的格局中，男人承担家庭经济来源；女人承担家庭教育的主力已经成为主流，父亲角色的缺失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履行父亲的责任和义务，是我们除了陪伴孩子游玩以外，在父亲节这一天更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母亲是家庭教育的执行者，而父亲更应当是家庭教育的设计者。我们应当花更多的时间检讨当下，思考未来，放下懒政，给出决策。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不盲从大流，敢于独立思考，把握好作为父亲—这个家庭中看的最远，站的最高的舵手的角色，为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塔，并陪伴他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