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外公朱公亮先生是和李公朴先生同时代的人，如果还健在的话，现在应该有一百十几岁了，二外公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法律。那是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毕业后，在苏州观前街蔡园场（现人民商场后面）开了间律师事务所，借以作为地下工作的掩护。1936年底，七君子由上海押解苏州，关在苏州监狱，二外公接苏州地下党的指示，联系进步律师，为营救七君子出狱做无罪辩护准备。之后的几个月，他奔走于上海和苏州监狱间。当时为营救“七君子”的呼声非常高，集会游行、请愿示威、全国震动，甚至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国际知名人士都致电支持，国母宋庆龄更是冲在营救的最前列。

    后来我参加工作后，二外公又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七君子”的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影响最最大的案子，引以为豪。

    “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时，是上海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当时，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一•二八”松沪会战后，蒋介石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英勇作战的十九路军被逼撤出上海，上海沦陷，继而蒋介石被迫迁都，南京失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无辜民众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面对日本军队的咄咄逼人，国民党政府采取听之任之、退避三舍、一味求和的政策。而在同时，国民党却调集数十万军队对共产党的红军采取赶尽杀绝的做法，这就是蒋介石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5年，日本军队进一步在华北发起进攻，轻而易举控制了华北大片地区，并准备继续南进，占领全中国。日本强盗的疯狂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这国破家亡之际，上海市文化界首先打破沉寂，李公朴作为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利用文化宣传阵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群众进行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不当亡国奴，要做自由人。李公朴充分发挥他通俗易懂的演讲天才和他在职业教育及流通图书馆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到1936年初，上海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李公朴等七人都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中国共产党继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后，又于10月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发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动员起来，组成联合政府，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

    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秘密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以“扰乱社会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将他们投进了监狱。

    二外公作为辩护律师便有了机会进入监狱和“七君子”见面，但他们的谈话受到严格的限制，当七君子们听说全国各界正在采取各种方式为营救他们出狱而努力时，大家为之振奋，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还有什么可怕的。“七君子”们表示，决不丧失人格和抗战立场。国民政府在软硬兼施了6个月后，到1937年6月，才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法官们挖空心事罗列了一些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七君子”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进行了义正严辞的答辩，对罗列的罪名逐条进行驳斥，把审判变成了“对审判者的审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蒋介石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二外公在回忆和“七君子”在一起的这段往事时，感慨多多。当我问起常州籍的两君子时（那时我已知道李公朴、史良是常州人），他说对李公朴先生的印象尤为深刻，那段时间他和李先生在看守所有过多次接触，出狱后李先生还专程来苏州拜访过他一次。当时的李先生只有30多岁，给人的感觉是血气方刚，思想敏锐，热情奔放，看事情透彻，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做事情干练，雷厉风行，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出众的演讲口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的基础，是一位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他的文笔犀利，文章深深的刺痛了当局的要害，深为当局的嫉恨。公朴先生最终还是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

     2009年，公朴先生与常州的中共“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一起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常州地方政府适时的组织各民主党派开展“学公朴，做挚友”的主题教育活动。一个伟人在走完他生命历程的六十多年后，还能让人们时时记住他，仰视他，学习他，是什么能够超越时空，至今依然在启迪和感召着人们？是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公朴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坚持革命、顽强斗争的一生，是忠于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与和平民主事业的一生，是贡献中国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的一生，李公朴“爱国、民主、进步”的精神不仅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