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真快，一眨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那是在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突然收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寄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同志到南京召开座谈会邀请我出席，我知道这一定是发展我为致公党员的事。早在文革时期，由于我叔父叶德明是国民党外交部美州司司长的缘故(他一九四八年离开南京去香港时我仅十二岁)，我竟然被扣上“特务”的帽子，戴高帽子游街、坐“飞机”，批斗，还被关进“群专”牢房整整一百天，受尽折磨。这使我对社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对于参加什么党也不感兴趣，所以并没有出席这个座谈会。

时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在致公党南京市工委成立前夕，市工委筹委会又来信邀我出席成立大会，盛情难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了会场，成立会上我见到了以邓健中为首的一群高级知识份子及大学教授，是他们加入致公党的行为和热情温暖了我，重新点燃了我这颗冰冷的心，于是我当即就决定申请入党，后经致公党中央批准，我成了一名致公党党员。我一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姊弟，到了我该上学的时候，叔父叶德明领我到南京爷爷处生活和上小学，在我小学毕业时，正赶上一九四九年七月南京市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市升学统一招生考试，我有幸考取了现在的南师附中(当时名为南大附中是原国民党时的中央大学附中)，因为我没有生活来源，所以享受了甲等助学金(学费及住宿伙食费全免)。初中毕业后，也是为了解决生活和学习费用问题，我报考了南京市立师范学校，本想毕业后当个小学老师可以赡养我的母亲，谁料在毕业时被学校选优保送去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深造(即现在的苏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家乡江浦任中学教师。回顾自南京解放到我工作的这十年历史，是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衣食培养了我，我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和工作，以此来报答党和人民的栽培和恩情。在学生时代的高中和大学我都被选为学生会执行委员，分别担任了秘书长、文娱部长。参加工作后多次获得县、市优秀教师称号。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由于叔父是国民党高官的原因，既便你再努力再有能力，也加入不了共产党，更得不到重用，最后甚至被关进了“群专”。衷心地感激邓小平，是他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人解救了出来。

一九七九年在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告台湾人民书”的感召下，远在美国的叔父排除子女及亲友的劝阻，毅然决定回乡探亲。在当时，他是第一位国民党高官回国，而且他又是美国南加州江苏浙江同乡会的名誉会长，应该是当地著名的侨领了，因此在回国期间受到了中共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称他是“爱国华侨第一人”。估计正是这方面的因素，所以在他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零年，我就当上了江浦县人大代表并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南京市人大代表。一九八一年被圈定为南京市致公党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之内，

一九八二年我加入了致公党。一九八三年我被提拔任桥林中学校长，一九八四年中共南京市委派工作组到江浦组建县四套班子(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由于按照中央的规定必须有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副县长，在最初提名推荐的二十名侯选人中经过多次筛选最终选中了我，我想这也和我是致公党党员的优先关系有关吧！一九八八年在致公党南京市成立大会上我当选为第一届市委副主任委员，之后又连续担任两届市委副主任委员。走上从政道路的第一天，我就立即与在美的叔父联系，当他知道我当副县长的消息时十分高兴，从而促成了他一九八六年第二次返乡，受到县委县政府隆重的欢迎与接待，他非常感动，并决定在一九八八成立“叶德明奖学基金会”，每年为高考优秀的同学颁奖。一九九九年，当时国家的外部环境十分困难，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奖学金仍按时开大会发放，这件事得到中共省、市委的高度重视，很多领导(包括时任主委邓健中)亲临大会致辞祝贺，叶德明老先生专门从美国发电报表示祝贺，新闻媒体也作了报导，影响很大。奖学基金会从成立到二〇〇〇年结束共奖励了近500名学子，他们大都已成材为国家经济建设建功立业。继奖学基金会之后，当他得知江浦没有图书馆时他于一九九四年为家乡捐建了“德明图书馆”、一九九六年为了支持家乡的医疗事业捐建了“武英医技楼”、一九九八年又为家乡小朋友建了“德明艺术教育中心”，还连续四年出资为家乡白内障患者进行复明手术。以上所开展的活动以及进行的工程建设都是由我亲自组织，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我也都亲自监督，最终取得的成绩大家都很满意。在进行这些工作中，得到了致公党南京市委的支持和帮助，致公党南京市委领导还组织人员去江浦视察指导工作。时任主委邓建中和王振华主委都出席了每次的颁奖和捐赠活动。叶德明先生自已生活非常简朴，也不是很富裕的人，他把自己用于养老的储金用来帮助家乡建设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为此得到家乡人民的高度赞扬，一九九四年江浦县专为他九十岁生日举行祝寿庆典、南京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专题播出，并把拷贝带到美国叶德明家赠送给他、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专题报导了他爱国爱乡的事迹，在海外侨界影响很大，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还亲自设宴款待了他。凡此种种都使这位老人万分感动。

在市致公党建党初期，党员们对党的任务并不是很明确，记得每次开会，都是研究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或财产房产损失的归侨进行平反和落实政策的问题，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很必要的事。直到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后才明确了我们是参政党的地位。对于我来说，除了在任市政协常委和市人大代表期间做好对市府两院工作认真审议和提出合理化建议外，当好副县长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自一九八四年初直至一九九七年退休，十三年间我连续担任了四届江浦县副县长，

我一直以一名致公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努力地工作，在我分管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计划生育、侨台事务及民族宗教等工作中，为江浦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取得较显著的成绩。例如在一九八六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时期，我们勇于探索提出的改革方案在本县进行了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被教育部认可有代表性，进而在全省推广，江浦县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县长赴京出席表彰大会并领取了由中共中央胡跃邦主席题词的奖牌；整顿和重建了全县乡卫生院及村卫生所的建设，大大改善了农村农民的医疗条件：在南京举行的全国血吸虫防治会议时江浦做为消灭钉螺的先进现场供全国参会者现场参观学习；我争取到了全国城市运动会在江浦承办足球分赛区的组织权，由于组织得力荣获了优秀赛区受到表彰；太平天国时期的民间秧歌“手狮舞”经由我参与发掘和改编，参加沈阳国际秧歌节荣获金玫瑰奖和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现在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南京的十八频道电视台，是由我和县广电局长及市局代表到中央广电局为江浦县争取来的频道；我还协助统战部侨办进行落实侨房政策，使得几十户华人华侨过去被征用或损坏的房产得到归还或经济补偿；将江浦一千一百余名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调动了这部分农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凡此等等，由于我工作出色又能深入群众和人民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了江浦人民很好的口碑。退休后，闲不住的我，又担任了首届浦口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的义务工作，在没有资金和设施的困难条件下，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并团结协会常务理事，深入乡镇街道，建立基层老年健身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老年健身活动，为老人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我已是八十岁的人了，回顾自参加致公党以来的这段历史，我深切的感到这是我生命中最闪光的后半生，我引以为荣，我没有辜负致公党员的光荣称号。南京市致公党员开始由二十名发展到现在的四百余名，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致公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在庆祝中国致公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做为一位老党员，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参政党工作会做得更出色、我们发挥侨的作用会更广泛、我们自身的建设会更好更团结，我们要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立足做好本职工作，当好中共的助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战斗不息！